近日，關于中國進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話題隨著中國財政部部長樓繼偉的一番話又再次被熱議。中國財政部部長樓繼偉25日在“清華中國經濟高層講壇”表示，中國在未來的5年或10年有50%以上的可能性會滑入中等收入陷阱。
對于中國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輿論上一直有兩種不同的聲音。樂觀者，如林毅夫就認為2020年中國就將有望擺脫世行眼里的中等收入陷阱，理由是中國經濟仍保持了高速增長。而悲觀者，包括一些國際機構則認為中國已經進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依據則是中國的人均收入難以進一步提高。
這些爭議，在中國目前處于中等收入國家行列的背景下，實際上反映出的是中國經濟能否在下一個階段完成戰(zhàn)略轉型，改革能否持續(xù)穩(wěn)定釋放紅利的不同看法。更進一步的來說，也是看好與看空中國兩種意見的直接較量。
對于中國來說，即便中等收入不是陷阱，也是個大坑。而要爬出中等收入的大坑，卻并不是那樣容易。對此，樓繼偉提出了五個措施來避免中國劃入中等收入陷阱：一是大規(guī)模進口糧食;二是廢除戶籍制;三是加強工會;四是農村土地改革;五是改革社保制度。從這些措施上來看，不難看出樓繼偉對于戶籍、農業(yè)、職工利益協商等制度對經濟束縛頗有怨言，這也正是導致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的制度原因。而對照阿根廷等國家的經歷，筆者認為貧富差距也正是中國未來究竟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
一方面是貧富差距使得社會難以保持長期穩(wěn)定。中國中產階層沒有形成氣候，貧富之間也沒有調停者和中間人，這讓雙方的矛盾一旦爆發(fā)就是不可調和的下場。而且在中國的傳統思想中，富人為富不仁，權貴是吸取了勞動人民的血汗，資本家每個毛孔都流著勞動者的血，所以低收入群體有很大的群憤。只要給予一個爆發(fā)點，就會演變成為暴力群體性事件，使社會陷入持續(xù)動蕩。
同時中國的東西部之間、城市與農村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利益獨享和先上車心態(tài)的氛圍都直接使得區(qū)域矛盾加劇，具體體現出來就是地域攻擊行為的頻繁。而在2億人口處于流動狀態(tài)的背景下，低收入外來者和當地群眾的矛盾隨之被激化，并在將來可能成為群體性事件的主要類別。也正是出于該問題的擔憂，樓繼偉才要求解放農業(yè)人口勞動力，并放開戶籍制度。
另一方面，貧富差距直接作用于經濟，對經濟發(fā)展產生不良影響。當初亞洲四小虎之所以陷入沒落正是因為其城鄉(xiāng)之間發(fā)展太不均衡，城鄉(xiāng)和居民的貧富差距日益擴大。當經濟發(fā)展到一定階段，需要內需來支撐國民經濟發(fā)展時才發(fā)現農村過于貧窮，居民消費不足，內需不振，對經濟發(fā)展造成致命影響。我們當前也是如此，一線品牌和國內質量較不錯二線產品，根本沒辦法賣給4億窮人，占據農村市場的仍然是山寨、仿制和偽劣產品。城市房地產旺盛的銷售業(yè)績掩蓋住了中國仍然還有很多人人均生活成本在2美元以下的現實。
貧富差距在代際之間固化的問題使得勞動者，特別是低收入勞動者的勞動積極性嚴重不足。當貧富差距變得無法逾越，制度原因又讓不論再怎樣也無法跨越階層時，會讓低收入群體失去跟隨國家與社會一起創(chuàng)造財富的動力。這種消極的工作情緒在社交網絡背景下很容易被無限放大，直接影響整個社會的工作情緒。樓繼偉要求建立職工協商機制，保證一線勞動者的收入不斷提高也正是出于以上考慮。
從世界范圍來看，一個國家或地區(qū)的財富快速積累，其必然會帶來嚴重的兩極分化，財富積累的速度越快，分化就越嚴重。而由于中國國內制度一些相對固化的成分存在，既得利益者掌握公共資源的分配權力，階層之間流動渠道不暢，這加劇了貧富差距的表現。在此背景下，中國要想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恐怕很難
因此筆者認為中國要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貧富差距是最關鍵，也是首要解決的問題。從一定層面上講，這并不是一個單純的經濟問題，而是社會問題。要有效緩解貧富懸殊現象，我們不僅要繼續(xù)發(fā)展經濟，還必須從體制與制度層面上解決教育不公平、人口流動不公平等問題。打破各種限制，加強階層流動，無差別化的提供公共服務。否則，如若不能同步解決貧富差距問題，隨著經濟的進一步發(fā)展，被積聚的社會矛盾會越來越大。屆時將不僅是無法進入高收入國家的問題，連保持經濟增長的穩(wěn)定環(huán)境都將受到嚴重威脅。
